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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跨过此生的门槛之际，我并没有发觉。是什么力量使我像一朵嫩蕊深夜在这无边的神秘境界中开放。——(印度)泰戈尔：《我的大学》 有一所大学，她临靠京城的小月河边。不知是小月河因她出名还是她因有小月河而为外界所知———这就是我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1983年之前名为北京政法学院，当时的通讯地址为“学院路41号”，后来改为“西土城25号”。年纪稍长的北京人至今依然不改前称“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的同道大多简约地称之为“北政”，听起来多少有些异样，说不清他们内心对这所大学所抱持的感觉。 这所学校创办于1952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学科合并而成。当时学校云集国内一批知名的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如钱端升、吴恩裕、楼邦彦、费青、严景耀、雷洁琼、杜汝楫、曾炳钧、汪暄、朱奇武等。 钱端升先生任第一任院长，他在学校创办之初，曾雄心勃勃地说：“只要有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在不久的将来，政法(学院)在教学上绝不会逊色于伦敦经济学院。” 但历史与钱院长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我们的学校由于历史的原因并没有按照他心中设想的轨迹发展。毋宁说，学校后来的历史完全不同于他留学的母校———伦敦经济学院发展的模式。钱老的“伦敦经济学院”情结也许只能因他的去世而随风飘散了。 1979年10月19日，当我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随同其他403位同学一起来到学校时，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这是一个似乎经受过兵燹之灾的院落———政法学院这个传说中“小巧玲珑的校园”在1970年停办后的几年内已经面目全非———垂柳依依的“小滇池”，风声沙沙的“苹果林”，青春流动的“林间幽径”……一切一切都在眼前消逝，成了叙事者和听叙事者们偶尔提及的伤痛。我们作为学院复办后的第一批学生到处看到的是破碎的瓦砾，坑洼不平的道路和路旁疯长的荒草。 当时学校被北京市的几个“文化单位”所侵占：北京市歌舞团占据2号楼、5号楼和校礼堂，北京市曲艺团占用6号楼，北京市戏曲学校挤占3号楼、联合楼，174中学在4号楼和教学楼办学。我们这些“北政一期”的学生每天只得在被“腾退的”1号楼，饭厅和教学楼部分楼层之逼仄空间内游走，耳边充塞着戏校学生的“唱念坐打”、歌舞团演员的“引吭高歌”以及曲艺团演员的“京腔京韵”……“北京的声音”在学院路41号的这个狭小的院落里此起彼伏，交相轰鸣，整个将“神圣的法学”气息消解殆尽。当时，即使像江平教授那样洪亮的声音，也被淹没在嘈杂的锣鼓声中，其阵势真可谓鼓响如雷、其人声咽。 或许正是因为这并非清静的声音在四年中一直不曾停歇，我们这些“北政一期”的学生注定不会像曾经在“未名湖畔”、“水木清华”、“珞珈山麓”甚或“歌乐山下”念书的学子那样对“清静”有来自心底的体认。在大学的生活中，学生们记忆尤深的不是读书和思考的快乐，而是激越地与戏校、歌舞团和曲艺团的锣鼓响动一起构成“狂欢”的场景：黑夜篝火旁的“舞蹈”，运动场上的激动的呐喊，中国女排战胜日本获得“世界冠军”后彻夜地敲击洗脸盆的兴奋……躁动的心绪，像当时整个社会的情绪一样，在这一代学子心中弥漫，他们毕业之后大多选择了“火热的生活”，当20年后这些同学再相聚于“学院路41号”时，他们已经成为知名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但选择大学教师职业并坚守到底的却为数不多。 在我的记忆中，大学读书生活似乎真正开始于1983年。这一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而我本人亦考取了本校法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从我的感觉看，小月河边的政法校园并未因为校名的更换而有太大的变化，相反，在这一百多亩的仄逼空间上瞬间搭建起一座座类似“抗震棚”的平房，密密麻麻几乎排列在院落的每一寸土地上，外人所见的“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其实不过是一个“抗震棚”林立的“大杂院”。 尽管如此，只有像我这样“北政一期”的政法人才知道，从1983年这一年开始，政法校园将注定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当时，“思想的喷涌”所生成的强劲风潮席卷至这个由于空间仄逼而变得愈来愈有热度的校园，来自天南地北的100多名研究生和几乎同样数量从各地分配而来的青年教师，汇集而成两股“热情的激流”，在这个校园内蔓延而成为具有广泛冲击势能的力量。 北大法律系毕业的青年诗人海子(查海生)斯年分配至校刊编辑部工作，创作长诗《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在政法学子中点燃“诗性的火种”，让许多法科的学子突破僵化呆板的法律之学的藩篱，迸溅出“渴望无限接近天空”的想象火花，幻想着作为“远方的忠诚的儿子”，一直在“太阳”里高飞。可以想见，当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在政法校园曾经引起了怎样的惊愕和悲痛！ 热烈的激情同样影响和感染着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和随后而来的两届学生(八四级和八五的研究生)。1985年，法理学研究生熊继宁等四人在《政法论坛》发表《新的探索———系统法学派的崛起》一文，随后又发起组织召开全国首次法制系统科学研讨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法学耄耋张友渔以及司法部长、中国法学会会长莅会。一时间，“系统法学”、“法学的定量分析”、“数量法学”、“法的实证研究”等成为颇为风行的语汇。那个时期，在政法校园三号楼(研究生楼)的研究生们蕴藏着一股特有的朝气、想象力和冲击力，他们几乎把全部的能量挥洒在自由的论辩和学问的砥砺上，构成昂扬的上升的氛围。 记得1982级法律史研究生贺卫方在其毕业前的《临别杂感》中写道：“我有个感觉，也许是一种希望：在不久将来的中国法学界，我们这些曾在三号楼住过的老同学一定会汇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一定的。”(《研究生通讯》1985年2期)应该说，贺卫方的预言和期望是应验了的：从这个三号楼走出去的研究生目前在中国各大学做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人数不胜数，一些人已经成为某些学科的领军人物(比如贺卫方本人及其北大同事陈瑞华，清华大学的高鸿钧、许章润，厦门大学的徐国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范忠信和陈景良，中山大学的刘星，政法大学的张桂林、赵旭东、李曙光、张中秋、马怀德和曲新久等)。 1987年之后，政法大学开始在军都山下的昌平新校招生。一校两址的空间分离，将大学的教学设施、图书资料、研究生与本科生之间的学缘联系切割成两半，政法的师生自此长年累月地在两个校园之间奔忙，连接昌平和市内的“345路”公共汽车一夜之间成了政法大学师生的专线，车内闪动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春的身影，演绎着一段又一段政法人的故事。而我和同时留校的同届60位同学则拥挤在学院路41号的“政法方舟”(一栋行将废弃的二层简易楼)，感受夏天的酷热和冬天的寒冷(楼内暖气几乎无用)，守候着小月河边这个愈来愈显陈旧破败的院落。我常常一个人在院子的林间散步，目送一批批学生在这个院落里走进走出。每年的七月，学生们像小鸟一般飞进辽阔自由的天空，而我依然在这个院落里孤独地徘徊，留下一行行单调的足迹，偶尔回忆起在这个院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和故事里熟悉的人们。 ——我看见，湛蓝，向天际无限伸展澄明的静寂……